回憶我的初中母校——武漢六中

1955年，我十二歲，從漢口三十一小學（今鄱陽街小學）畢業後，和幾個同學約到一起，懵懵懂懂地一起報考了武漢六男中。

發榜那天，我們一起跑去六男中看榜。當我看到通往校園的馬路（球場路）十分荒涼，和與它垂直的解放大道路麵相比，顯得泥濘和破敗，心裏還很有些不快。

榜文長長一排，貼在六中大門的外牆，我一目十行地掃過去，在一大片“名海”中，“曾憲德”三個字跳了出來。我不知道怎樣來判斷是第幾名，但是已經讓我滿足。

回頭看見了同去的幾個小夥伴們失望的臉。他們一個考取了八中，兩個考上了三十中，還有一個很失落，可能落榜了吧。但是我那時還沒學會去關心別人，隻覺自己很得意，便立即發起叫上他們一起，把這三個學校都逛了一遍。

那年頭，在我的老家漢陽蔡甸，高小畢業便已足夠受人刮目。從小享受著良好教育環境的我，自然還不會懂得這些。

武漢六中主教學樓

說明：武漢六中，主樓樓下右手三個窗是我初二、初三的教室。看得到那個一樓的白白小平台，其實還高於大樓外地麵兩米多。1957年9月，被打成右派的我的老師們就是在下麵集中。

當年的六中教學質量名氣遠不如當今，但是它的曆史名氣還是相當大的。我們去的時候，常遇到有些喜歡炫耀自己學識的高年級同學，他們總是故意稱它“上智中學”。特別別人問起學校時，大聲回答：“上智的！”

說起來，六中的曆史還真要追溯到百多年前了。它的前身是 1903年德國傳教士所創立的“德華學堂”。一戰後，德國在武漢特權都被收回後，學校便改過很多次名。1931年，湖北省天主教總主教希賢報請意大利政府，從“庚子賠款”內撥款，在漢口創辦一所男子中學。這樣到1935年，將其命名成了“私立漢口上智初級中學”。這屬於一所貴族學校。不過，據所知，當年它的教學質量口碑並不怎樣。

上智中學舊照

我進校就好奇地去教學樓後邊的大操場參觀了1937年8月20日武漢遭遇第一次鬼子空襲後堆土後挖掘留下的防空洞。

讓上智中學名聲大振的一件事，是抗戰勝利那年，中國第六戰區長官部由恩施移至漢口，接受日本鬼子投降時，就駐在上智中學。

五十多年以後（2010年），我們回母校去看望了當年的班主任，八十多歲高齡的張慧娟老師。她居然認定我當年是第一名考取的（我記憶不是），她可能是憑印象說的，且無從考證，但她的印象還讓我暗藏的虛榮心經曆了一次甜甜的滿足。

張慧娟老師告訴我們說，六男中1953年最後一次複辦後，又直到1955年，也就是從我們這一屆開始，學校的師資生源的質量開始大幅提高，從此六中開始走向輝煌。

我懂得，這是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們努力的成果！

1957年的張老師和夫君（總務處蘇主任）

當年張老師當我們的班主任時，十分年輕而美麗。如果說起當時我們初中生對她的印象，隻能用“母親一般”來形容。

張老師和初中同學

從左到右：第一排季德鈞、張老師、姚啟超；第二排張光善、我、撒世富、舒先豹。

歲月不饒人，五十多年過去，我們都成了有孫子的人了，張老師也老了。可三年初中生活給我們留下很多記憶終生難忘。

初一、初二兩年，我繼續延長著自己無憂無慮的童年，記憶中，除了怕大一些的同學欺負外，課餘幾乎是在快樂的遊戲中度過的。每天最高興就是放學。當年孩子們的眼界還沒能沾上現代社會的那些光，沒有誰懂得什麽叫電視（直到初二時，武漢中蘇友好宮建成，我們第一次見到了蘇聯的電視，不過那對我們還是遙遠的神話）、什麽叫遊戲機。但我們卻不缺少無窮無盡的、叫人終身難以忘懷的樂趣：我們到罐子湖釣魚，在校後的菜地小溝中撈魚，午飯到解放公園野餐，我們踢毽子、打小皮球、溜冰、遊泳……沒有哪天缺了遊戲的花樣。

盡管十二歲以後已不是童年，但是初中生們的胸膛裏跳蕩著的仍然是純潔的童心。上學的路上、課間休息、中午飯後、下午課結束後和放學路上都留下了無數的難忘記憶。

從我家（中山大道大智路口公新裏）到六中，快步要走上半小時，大約十分鍾走到大智路鐵路道口時，就等著看運氣了：如果遇到那個鐵道路口剛好放下了攔木，就要站著等一陣，等火車過去放行。

但是有時等的時間很久，搞不好還要遲到。就因為大智路鐵路口離火車站太近，經常遇上調換車頭，這樣堵塞交通的時間就長了，有時甚至十幾分鍾火車橫在那裏不見動。遇上這種讓人頭疼的時候，我們多半會在鐵路邊左手一個小攤上去吃牛雜豆絲，小碗五分，大碗一角。我的胃很賤，幾乎從未因“衛生不良”而出過什麽毛病。回憶起來，有些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武漢又風行過一兩年牛雜豆絲吧（不知為什麽原因，現在這美食已經無影無蹤了）。

雖說牛雜豆絲好吃，但我們都有分寸，除非到道口正好遇到被攔，一般都不主動去吃牛雜豆絲，因為說不定沒吃完就剛好遇上攔路，那時間可耽擱不起。

過了鐵路後是球場街，這條街攤販不多，倒是靠解放大道的一段斜插路，可以近一些，但路麵很爛，很少有汽車走。下雨時更糟。走左邊向亞單角（即鴨蛋殼，往三十中方向，現香港路）稍遠點，但路麵要強一些。不過有一次，我和同學撒世富、撒世貴（撒貝林之父）兄弟在那條路的解放大道口相遇時，正好見到教高中俄文的老師娜塔莎（俄籍）摔到了路中間的一個坑中，他們兄弟和很多同學趕上去扶她。那時天氣已經很冷，可他娜塔莎老師還穿著裙子和玻璃絲襪。讓我們這些小土鱉都覺得很怪怪的。

再走（不走三十中方向去右轉球場路），直接進入球場路，就路過“六大堆”了，這是我們當年作為武漢小青年都熟悉的聖地。

“六大堆”烈士陵園墓碑

這裏我還要提到學校附近的解放公園的蘇軍烈士墓，也都深深銘刻在我們心中。學校還組織過我們幾次參加蘇軍烈士墓邊的植樹造林。

畢業照，前排右一（雙手抱腿者）為本人

到了初二年級，我們班學習風氣大為振奮甚至熱烈，除了數學自發看參考書做難題，那文學方麵的讀書熱情更高。很多同學都有少年圖書館的借書證。好多人讀章回小說入了迷，《水滸》、《西遊》經常充滿在我們的閑談中。我和魯長春、薛啟龍等一幫小青年（好像是八個），居然著迷到自發聚集到嶽飛街一個同學家中，滿懷莊嚴地“燒香結拜”為兄弟。半世紀後，我們舊地重聚，回憶起此事時，並未覺得荒謬，相反無不感到甜美和興奮。

不過，最讓我們不能忘懷的，是我們的一個個恩師。我們遇見的優秀教師不是某一個，而是每一個！

我讀初中時，校長是賀蘇先生，他和善而博學（他後來調到湖北大學中文係任教，與我母親同事），在學生口口相傳中，無不充滿敬意。

最早讓我個人崇拜的，卻是總務主任殷嘉裕。殷老師並沒教過我們班，可我還在小學時就聽聞和崇拜他了，他是武漢教師中著名的音樂指揮家。每年，遇到國慶、五一等漢口大遊行時，都必有六男中管弦樂隊參加進軍樂儀仗隊，而殷老師總是在隊前持棒指揮。當我讀小學六年級時，班上有個同學不知什麽路數被選中參加這個五一遊行儀仗隊，他在我們麵前洋洋炫耀了半個多月！結果遊行那天，我們發現他隻是個背扛大鼓的，但這絲毫沒妨礙他一臉的驕傲表情。

我考上六中後，父親就特別對我提到過殷嘉裕老師。我這才知道，原來他們在1938年“保衛大武漢”歌詠運動中就已經認識。

殷老師是六中的驕傲，在學生心目中威信特高。他每年都從進校的學生中選拔有音樂天賦的孩子，定時訓練他們，教授樂器。六男中因此有了一支武漢最棒的學生銅管樂隊。

我從小有良好的音樂環境，讀小學時還受過一位音樂家的啟蒙，自己也十分愛好。當時便很想進校樂隊。有一次在教學樓走廊遇到殷老師時，我竟迫不及待地扭住他“自我介紹”。殷老師微笑著聽完，他果然知道我父親，並立刻要我代他表示對我父親問候。聽了我的願望後，當即坦然答應讓我進校樂隊，學習吹黑管（木管樂）。

不過後來因我母親擔憂我小時候得過肺部疾病，不想讓我學管樂，結果不了了之。

初中生本是頑皮的年紀。在我們那年頭，學生都特別封建。我們是男中，有誰和街上女生說話，都會引來集體的嘲笑。我們甚至對其他男女合校的中學有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這封建習俗的影響居然在學校鬧出了一次小“課潮”！

有天，我們的音樂老師（“武漢一師”剛畢業分來的另一位張老師）在比我們高兩年級的初三某班上音樂課時，教唱王洛賓作曲的《半個月亮爬上來》。那個班的學生們卻都認為用唱歌來表達“愛”很“醜”（這的確是那年代讓人羞於開口的事），更不能由這麽漂亮的女老師來教！便在課堂起哄、喧鬧、怪唱，直至三五成群站起來，擺出要鬧罷課的怪樣子，當堂把張老師氣哭跑出了教室。殷老師聽說後，立即板著臉來到那課堂，這一下，就連最頑皮的“壞學生”也都老實了，乖乖接受他的訓斥。

這些事今天聽起來，像不像是像天方夜譚？

主教學樓側邊的右手邊（附教學樓2014）

當年音樂教師在一樓，三樓是主要是華僑學生的住讀生宿舍

學校讓我在小學時就喜歡上了自然科學。初一時，有了“自然地理”課，向我敞開了神秘的大自然的大門：海拔的計算、地熱的規律、氣候和季風、時區的判別、科裏離奧力……老師是後來譽滿教壇的武漢名師劉耀嵐。他的課讓你享受、讓你癡迷、讓你充滿求知的欲望。初中一兩年，我便熟記了世界地圖，熟悉了世界的氣候、洋流、山脈、地質板塊……這些知識讓我受用終生！

不過劉耀嵐老師給我的最初印象卻嚇了我一大跳。

我坐在第四排，那天聽到高興處，竟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起來，擾亂了課堂秩序。我正忘乎所以，忽見劉老師板下了臉、指著我們的課桌，厲聲數過來：“一、二、三、四，第四排那個，你笑麽斯笑？站起來！”我立即站了起來，嚇得幾乎要哭。

不過我的同學後來回憶起此事，都否認說不是我記得的那樣，而是我站起來還止不住笑，讓劉老師大為光火。

我肯定是他們記錯了，我笑得止不住而罰站的應該是一堂生物課。那是一位也讓學生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名師吳斯覺。

吳老師那時好像很年輕，風度翩翩，語言詼諧，字體特殊（我學會了）。他的課堂語言文字刻到我心裏去了，至今不忘！比如講述動物學時，他說：“魚類有了更發達的腦，這是一大進步。鯽魚的腦、據說是很鮮的，不過我沒有吃過。”引得我們全班大笑。

我對生物很感興趣，學得也很輕鬆。但我很頑皮，喜歡學吳老師說話，學得極像（我至今還會模仿他的說話和寫字，不信，可以表演）。下課後我還真常常情不自禁走到黑板前表演，學他講課，以博同學們一笑。我不認為那樣對老師不尊敬，誰叫他的語言和講授那麽迷人呢？前麵同學們說的我“站起來還在笑”的那次，就是吳老師上課講昆蟲時，我聽得太興奮，搶著插嘴，還居然是學著他的聲音，引起了同學哄堂大笑。吳老師當然罰我站了。不過，吳老師也就僅處罰過我那麽一次，我知道，他其實很喜歡我的。

這兩位老師讓我愛上了自然科學，幾乎暗示著我今後要選擇的專業道路。我不滿足於他們的講授，常覺得一堂課結束得太快了。在父母指點下，我便開始閱讀儒勒ⷥ‡ᧈ𞧴的小說。我先讀了《格蘭特船長的兒女》。老師講述的自然知識在書中被生動的故事進一步豐富和形象化，讀起來叫人欲罷不能。我於是去辦了“少年圖書館”（位於中山大道南京路口，現武漢美術館一樓）的借書證，周末就去閱讀，我讀完了凡爾納的幾乎全部中譯作品（以後高中又重讀了一次），又開始讀蘇聯伊林的科幻小說。圖書館的阿姨都認識我了。

劉耀嵐、吳斯覺，他們不折不扣是我靈魂的兩位工程師。吳老師已英年早逝。這裏，我僅祈禱劉老師還健康、長壽。

另一位叫我永遠銘記在心中的是語文老師李國楨。讀初二調班時，我被分到了二班，班主任就是她。

我是班上李老師最寵愛的學生，在她身上我竟感覺到了母愛。她的語音節奏至今我清晰在耳。

我對語文的熱愛，很大程度上和這位慈祥認真的老師有關。我至今清晰地記得他在黑板上的字體，記得她的聲音，記得她的微笑，記得她責備我們時的樣子，還記得她用那蘸紅墨水的毛筆在我的作文上留下的批語和一個個紅圈。

在她慈母般的教誨下，我一本接一本地讀書，一批蘇聯長篇小說就是在初二讀的。我在讀了馬雅可夫斯基詩集後，也情不自禁開始學著寫詩。有一首《風箏》還得到過她的稱讚：

好比斷線的風箏

消失在雲霄

向了天邊飄去

雲彩兒悄悄將它奪去了。

“放飛的孩子

你是否已將它忘掉？”

“不，

我沒有忘！

是它自己

想要飛得更高！”

接著，在回家後我弟妹著迷聽我講故事的情況下。我竟然又模仿《水滸》、《封神》寫起章回小說來，模仿《鐵道遊擊隊》寫抗日故事（情節都是憑空編的）。我的“小說”中正麵人物本事無邊，不亞於現在的神劇，想來倒很是幼稚可笑。

但是我將故事講給“武漢師專”（注：位於趙家條，係湖北大學前身，家母是該校語文教師）的教工子弟們聽後，便陡然變成了“娃娃頭”，在他們中建立了不錯的威信。武漢師專的孩子和很多家長都將我稱呼為“大哥哥”。十三四歲時，隻要我到武漢師專去，我的身邊就時常簇擁著十多個小粉絲。除了給他們講故事，我還帶他們種花和做體操，我的敘述表達能力也就在那年代練成了。

到1956年底，六中的師生們共同享受著校園的溫馨和快樂。元旦時在禮堂舉行了我至今記得的聯歡會。我們年近花甲的數學老教師李濟民戴著小孩的瓜皮帽，上台表演幼兒舞蹈，讓台下的滿禮堂同學樂不可支。美術老師彭平表演也尤其吸引人，真是多才多藝。

說起彭平老師，腦中立刻湧出了他對隨地小便的學生畫的一幅漫畫……

六中優秀老師不計其數。

教幾何的許老師是個華僑，穿著一雙當時少見的黃色尖皮鞋。在他的啟發下，我居然一度迷上了幾何題，學會了看參考書來提高和豐富自己。我們把他推薦的許純舫先生所著的幾何參考書（《 幾何定理和證題》、《幾何作圖》、《幾何計算》等）內的題目做了個完，還不盡興，又去翻其它書籍。許老師教我學會了用工整格式表達幾何語言。等我高中進了實驗中學後，第一次作業就贏得了數學老師的稱讚。這個習慣後來在我技術文件中幾乎無處不運用到。我大學的課堂筆記被母校（武理工）選進校史館作為展品（至今）。

1957年過了一半，暑假竟是在很特別的氣氛中度過的，我的父母不知為什麽遠比平時回家少。但是我和孩子們卻並感覺不到究竟在發生什麽。

開學後，那奇怪的氣氛一下讓未成年的我們感到窒息：音樂教室裏掛滿了大字報，幾乎全是指向我最敬愛的那些老師們的。我記得高三年級學生們還參加了揭發批判。比方吳斯覺老師講述動物“偶蹄目”時說的：“豬肝很有營養，過去我經常吃豬肝，現在不知為什麽買不到了。”成了被重點批判的典型“右派言論”。

不久後的一天，我看到我敬愛的師長們：吳斯覺、李國楨、許老師、韋伯（教導處主任）……還有張慧娟老師的愛人蘇主任等一二十人垂著頭，在我們一樓窗外的小平台下集中……

我當時感到自己在被痛苦折磨著：我不願意看到！不願意聽到！不願意相信！我更不願承認他們都是壞人！十四歲的孩子的心也得被迫忍受折磨和疼痛。

一個早晨，“右派們”被集中送下鄉去勞動改造了。

誰知不到一個月，就傳來韋伯主任放牛時失足被淹死的消息。

漸漸，他們什麽音信都沒有了。這一幫優秀的教師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回顧已經遠去的年代的不堪記憶，我想說，他們一個都沒有在我的記憶中消失！讓我懊悔和慚愧的是，以後我多年忙於生計和工作，直到本世紀初，都一次沒回去過母校。

上世紀80年代，我在報紙上看到我們當年的漢語老師每天早晚兩次在漢口“濱江公園”義務輔導遊客英語的消息。忍不住從同學處打聽到了殷嘉裕老師的住處，我真想揣著願望去拜訪他們，但是遺憾啊……我怎麽那麽陷於忙碌呢？

現在……我真的、真的好想念引我走進知識殿堂的每一個老師們。

1958年照，中間站的是政治老師塗舜華，本人在前排左二

1958暑假，學校將我列入“保送”高中名單。緊接著組織我們到交易街的一所“工廠”學習勞動體會。這讓我心裏銘刻下了當年我國落後的工廠設備，有了很初步的工業知識。進入“沒有家庭作業”的暑假後，我的祖母不幸病逝，加之母親的學校也遷到武昌，我無法再在六中“走讀”。經學校同意，我有幸免試升入了武昌實驗中學，開始了我新的高中生活。

王慶生同學06年回校拜訪張老師，前左舒先豹，張光善，季德鈞，張老師，駱地； 後排王慶生，，鄭傑，，撤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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