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如德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作者

榮如德，男，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翻譯家，從事俄語、英語文學作品翻譯。主要翻譯作品有索爾仁尼琴《癌病房》、狄更斯《霧都孤兒》、斯蒂文森《金銀島》、王爾德《道連·葛雷的畫像》、薩克雷《名利場》、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等。,

人物生平

簡介

　　1950年在上海格致中學高中肄業，考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附設外文專修學校（現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專業，1953年春提前畢業留校，先後在俄譯漢及漢譯俄教研組任教。1956年底辭職離校後從事專業文學翻譯工作。1996年受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2003年應特邀為上海市第十屆政協委員。譯作包括俄蘇文學與英國文學兩個方麵。俄蘇文學主要有《卡拉馬佐夫兄弟》、《白癡》、《白夜》、《癌病房》、《六十支蠟燭》等中長篇小說。英國文學主要有《霧都孤兒》、《花花世界》、《道連ⷦ 𜩛𗧚„畫像》、《金銀島》、《化身博士》等中長篇小說。

經曆

　　榮先生翻譯了不少俄語、英語的經典著作。1971年，某天造反派的頭頭突然要找懂外文的人翻譯東西，於是包括榮如德在內的一些人被叫到“翻譯連”工作，所謂翻譯連，一共有15個人，都是像他一樣，從大田勞動中抽出來翻譯蘇聯小說的。當時翻譯連已經翻譯出第一部作品《多雪的冬天》。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他們對當時在幹校裏重拾翻譯工作這段經曆並沒有多少美好回憶。“翻譯的條件很差。最初隻能在幹校裏翻譯，找了一個最大的房間當工作室，是幹校的集體浴室，最早的幾本書是在那裏誕生的。”因為是“牛鬼蛇神”，翻譯家們被禁止看其他任何的外報外刊，隻拿到需要翻譯的那本小說，連起碼的字典、工具書都沒有。而且工宣隊給的時間非常緊迫，往往一本幾十萬字的書要在10天到20天內翻譯完成。

　　對於這樣苛刻的條件，翻譯連隻能想出對策：把15個人分成5個組，每組3個人。將一本書用剪刀拆開來，分成五部分，讓大家分頭看，然後在一起輪流講書中的故事，讓所有人了解整本書的故事，統一人名地名的譯法。然後分頭開始翻譯。然後由一個人匯攏大家的譯稿先通一遍，再傳到通稿人手裏，一旦完成，馬上送走。”《落角》、《人世間》、《你到底要什麽》和後麵的一些書，都是在這樣“流水作業”的方式下完成的。

　　事實上，“翻譯連”的經曆之所以讓這些翻譯家印象惡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一直在高壓下機械化完成工作，猶如“翻譯機器”。

　　榮如德參與了《多雪的春天》、《愛情故事》和非洲史的翻譯。“我從來沒有感到過翻譯這些書就是時來運轉，我們是機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沒有我們選擇的自由，包括不想幹的自由。我們翻譯的書隻是在我們麵前揚一揚，然後又帶走，連我們都不可以有，我們對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沒有人會想入非非。”正因為這麽強烈的“機器感”，使翻譯家們即使離開田間地頭從新做起翻譯工作，也從來沒有重拾老本行的快樂。

榮如德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個人其他信息

　　1、榮如德《癌症樓》最早譯者

　　《癌症樓》翻譯於1979年左右，最早在1980年4月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當年翻譯《癌症樓》，我個人覺得還擔著一定的政治風險，因為索爾仁尼琴是位“執不同政見者”，我害怕翻譯了他的小說之後，不知道哪一天也被牽連。那時“文革”剛剛結束，我成了驚弓之鳥。所以當出版社領導要求我翻譯這部小說的時候，我要領導寫一張保證書，不受牽連。雖然我也知道那隻是沒用的“救命稻草”，後來保證書就不了了之了。

　　出版社領導讓我翻譯《癌症樓》有兩個原因，《癌症樓》難譯，小說繼承了果戈裏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傳統，小說非常陰暗，另一個原因是我英語和俄語都能翻。當時，手頭隻有一本從歐洲輾轉過來的地下出版的俄語版《癌症樓》，無法想象印刷錯誤率有多高，隻好對照英語版來看。沒想到，這本內部發行的小說會引起那麽多關注。

　　2、很多在“文革”中有機會讀過灰皮書、黃皮書的人，都對那段經曆留有美好的回憶，對那些打開他們人生另一扇窗口的書籍心存感激。但他們心中往往有一個疑問：在那個意識形態受嚴格鉗製的時代，為什麽有這麽多“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甚至反動的書被翻譯、出版、流通？這看起來是一件很矛盾的、不可思議的事情。實際上，這可以說是當時國家的一項最高決策。時至今日，我們需要通過某些當年的親曆者的回憶，才能盡可能回溯到事情的最初本源。

　　翻譯家榮如德也是“翻譯連”一員，參與了《多雪的春天》、《愛情故事》和非洲史的翻譯。“我從來沒有感到過翻譯這些書就是時來運轉，我們是機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沒有我們選擇的自由，包括不想幹的自由。我們翻譯的書隻是在我們麵前揚一揚，然後又帶走，連我們都不可以有，我們對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沒有人會想入非非。”

　　3、榮如德：我是三四年出生的，是靠稿費生活的翻譯者。老實說，到六六年以後，就沒打算再幹老本行了，當時覺得等發瘋的運動過去以後，隨便幹什麽，能幹什麽幹什麽就可以了。

　　我參加了《多雪的冬天》的翻譯，我記得那是白皮書裏的第一本。但實際上這種內部發行的書在反修時代就有了。在六四年的時候我翻譯了《軍人不是天生的》，那時也是內部發行的，那時也是要快，也是大家一起翻譯的。當時的紙是黃色的，不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本。當時還沒有成立翻譯連，大家都在地裏幹活。工宣隊抽了五六個人，翻譯這本書。當時他們選擇的標準，一是不是敵我矛盾的人，二當然也要是做過一些翻譯工作的。當時不用整天下地勞動，好像又做上麵交下來的事，在幹校裏的地位就有點特別。在那種集中營一樣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會引起一些波瀾，人們的眼光不那麽友好，那時在囚犯一樣的生活中，人們的內心很不光明，這是一定的，隻是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表達那種圍繞著你的氣氛。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從來沒有感到過翻譯白皮書就是時來運轉，我們是機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沒有我們選擇的自由，包括不想幹的自由。你敢說你不想幹嗎？我們翻譯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勞動。我們翻譯的書隻是在我們麵前揚一揚，然後又帶走，連我們都不可以有，我們對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沒有人會想入非非。

　　後來就成立了翻譯連。那時我沒有回去翻譯小說，而是開始翻譯曆史。當時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譯曆史書，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曆史，我翻譯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紀的西蘇旦史。不過有時他們也會來找我問問，在他們翻譯《落角》和《你到底要什麽》的時候，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翻譯了科契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對這個作家算是比較熟悉。當時他們一個人分到的都是沒頭沒尾的幾章，翻譯起來很不順手。

　　後來我翻譯了《愛情故事》。那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本翻譯西方世界的文學作品。也是隻有很短的時間，就送走了。我隻知道是上麵要，為什麽要，誰要，我不知道。他們說要我們翻譯大毒草，可是毒在什麽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還去問了王老師，他告訴我是尼克鬆向美國青年推薦的。我們當時沒有任何資料，一些大寫的詞，我們都不知道。所以我們譯得不好，出了許多錯誤，這是我一生裏做得最糟的事，從我的職業道德來說，心裏是很過意不去，這是我永遠要記住的教訓。不管這是不是我想要譯的書，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來的時候，幹校的翻譯連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裏。所以我走的時候還是從幹校走的，可回來以後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幹校了。這件事在幹校裏震動很大，這意味著我們這個翻譯連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見到家裏人，是生活在一個私人空間裏了，這了不得。從集中營裏出來了。因為從此我就沒回幹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麽想，怎麽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實說，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當時並不重要，我也不能說翻譯白皮書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我有太強的機器感。而從此可以離開幹校，這是好事。